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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与氏的发展

姓与氏的发展
  “姓”与“氏”,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功能,“姓”源于氏族社会的图腾,“氏”则是贵族集团权利、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姓”专标血缘,而“氏”则标志权力,因此,在先秦时代,只有贵族才有“姓”有“氏”,平民则只有“姓”而无“氏”,“氏”意味着部落族姓内部的等级化,是贵族或世族区别于平民的标志,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
  但从战国时代开始,随着封建宗法制度日益走向穷途末路,赐氏命族之制也渐渐变得混乱了,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而随着士与平民权力、地位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了,氏一滥,也就不再是贵了,于是氏不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氏与姓的作用没有什么区别,其界限日益泯灭,到秦灭六国,结束了分封制度,姓与氏就合一了。
  中国姓氏制度在战国时代经历的由姓、氏分途到姓、氏合一这一重大变局,古代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如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周末风俗”一条中明确指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即战国时代)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
  先秦的姓、氏分离制度既然是分封制的随带产物,那么,分封制度的崩溃必然导致姓氏合一,顾炎武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由分封制产生的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不同等级的世袭贵族占有不同的土地和生活于这一土地上的人口,从而亦具有不同的权力,而氏号就是为了区分这一等级而制定的。此种等级制度的要害是贵族对土地的世袭占有,“封建”的“封”字之本义,就是指在领土边界植树立“封”,以表示土地的划分和归属,后来的“封疆”一词即由此义而来。
  水点2点但中国再大,土地也是有限的,因此,此种分封土地给卿大夫之族的做法,终究有个尽头,实际上,到春秋晚期,封土赐田制度就逐渐被“谷禄”制度代替了。所谓“谷禄”制,即不是授予贵族封邑食田,而是按其官职地位的不同授予其相应数量的谷物作为俸禄。《史记·孔子世家》说“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俸粟六万。”可见身为鲁国大夫的孔子亦无封地,只取谷物为俸禄而已。
  “谷禄”与封地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封地是田产,是不动产,可以世袭继承,由此就产生了世袭贵族;而谷禄则不同,谷禄当官则有,去官则无,因此它是无法继承的动产,一个人一旦不再做官,也就不再有谷禄,因此又复归于平民百姓。由此可见,随着土地资源在战国时代划分完毕,谷禄制度的广泛实施,不再会有新的世袭贵族产生而与世袭贵族相依为命的氏族制度也就必然寿终正寝了。
  经过战国的多年兼并,再到秦汉的扫荡涤除,周代的分封世袭制度至秦汉已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徒步白身之徒却因游说和战功而为相为将,汉高祖刘邦手下的官员,则更是出身于亡命无赖之徒。战国时代的平民之徒发迹而为将相,由于受春秋时代贵族遗风的影响,也想过一把贵族的“瘾”,因此也给自己“命氏”,但此时的“氏”已不同于过去的“氏”了,已无春秋时代及其以前那种贵族的内苦的内涵了。一方面是贵族世袭制度的衰微,一方面是平民阶层的上升,正是在这两种趋势的两面夹击之下,先秦时代的封建宗法制建宗法制崩溃了,与之相依为命的姓、氏分离制度也因之“落花流水春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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